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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开学
1938年3月1日，新疆航空队把新入学的飞行三期、机械二期学员合在一块，正式召开了开学典礼大会。盛世才和他的苏联总顾问参加了这次开学典礼。
开学后，我们从延安来的18个人，因航空队的住房维修还未完成，就仍住在“新兵营”里。航空队开课时，我们就只好“走读”了几天，于1938年3月15日从“新兵营”正式搬进航空队，与先期进入的25位同志会合了。
新疆航空队的全称是“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这支航空队是苏联政府应盛世才的要求，援助飞机、器材和必须的设备组织起来的，还派了飞行、机械、领航等各科的教官。我们进入航空队的当时，这支航空队的编组除队部机关各科室外，还有机械工程师、飞机、发动机修理厂、飞机场、保伞室等机构。下属三个中队：一中队为战斗机中队；二中队为侦察机、轰炸机中队；三中队为教育训练中队。每个中队除中队长外还设有机械长。一、中队的飞行员、三中队的教官和各中队的机务维修人员都是前飞行两期、机械一期的毕业学员。他们都是“考核”录取的中学生，个别人还上过大学。论文化程度他们比我们高，我们这批红军战士是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进入航空队的，是我们党同盛世才协商后，入学时免于文化考试。这就引起了一些不知情人的说三道四。
我们进航空队后，航空队宣布了学飞行和学机械两个班组织的务单，并宣布了两个班的班长任命。第三期飞行学员班共26名学员，其中有25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名是原航空队队长姚雄的儿子，中学毕业生姚维滔（在学习中他和我们相处很好，1948年东北沈阳解放后参加了我们东北“老航校”），班长是吕黎平；第二期机械学员班34名学员，其中有18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6名考取入学的学生，班长是共产党员严振刚。
开学后，我们一切的活动和生活方式都是按航空队的规定执行。我们原来的着装也改变了一些，航空队给我们新入学的学员发了第一套佩戴小飞机领章和金银线绣织的“飞机”臂章标志的航空服装和一条皮腰带、一双粗皮靴等物品。我们学员都按士官（飞行学员上士、机械学员中士）待遇，一个月有十余元的津贴费用。1939年终后飞行学员还发了武装带（机械班已毕业），伙食比陆军士兵稍高一点，总的来说，生活不算很苦，但也不是很宽裕。
两个班60人共住在一间分隔为里外两间约300平方的米的大屋子里，里间住飞行班，外间住机械班。里外间曲头角落里都设有冬季取暖的，一日夜烧百来斤煤的大火炉。每人一副木板床、一床棉被、一个棉垫子等军人床上用品。两人共用一个床头柜，没有椅子和凳子。
住房外面有块2000多平方米的操场，其中设有两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和单双杠场地，一处跳高、跳远的沙坑等健身体育训练活动的场地设施。操场两端是伙房和餐厅，我们住处左边的是军官食堂，右边的是我们学员的食堂和清洗间，没有自来水设备，食用水是用马车从住地外拉回的，用水较为困难。我们住房正面是城墙，左边城外是面临迪化市东门外的飞机场。在右前方的城墙脚下挖建了一处大型的旱厕所。
我们从1938年初进住这栋房子，一直住到1942年的7月8日，被盛世才一道驱逐令搬出，住进了迪化市南边一处临时“招待所”里。我们在航空队学习、生活了近五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世道变化，我们的飞行训练也遭到过许多次的波折。
二、课堂风波
开学后，按教育计划开始了航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我们飞行学员班在学空中驾驶技术前是和机械班的同学一起进行航空基础理论学习的，上第一堂课的是一位姓李的教官。
这位教官登上讲台后，先用冷漠的眼光扫视了一遍学员，然后他就拿起学员名册点名，了解学员的学历。这一“了解”，我们这批穷苦孩子出身的红军战士，在这学习的新战场上，第一个回合就受到了精神上很不轻的打击。机械班中考取入学的学员回答教官提问时，回答的都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师范毕业；还有一位姓袁的学员回答的是大学二年。而我们这些隐名埋姓的红军战士却回答的是初小三年、高小毕业、私塾二年；有的同志就干脆回答没有上过学。这位李教官听着我们如此回答他的提问，脸色就越变越阴沉，就出了一个什么“物理三变态”的题考问我们。他一连问了几个人都答不上来，有一位同志还把“物理三变态”听成了“屋里三扁担”。这位李教官一听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说：“这简直是对牛弹琴（他讲的是对驴）！文化这样低下怎样能进航空队？”说罢，挟起讲义，便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他这一走，不讲课了，却引起了一场教室风波。
课堂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机械班考试进来的学员们，有的就交头接耳的议论开了。有的还向我们这些他们难以理解的人投轻蔑的目光，似乎都在说：“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兵，是怎么进来的？还想学航空？简直是大白天做梦！”
对教官的奚落，同学的冷眼，我们这批穷苦出身、文化水平低的“大兵”，很自然的也憋了一肚子气，有的人甚至一出课堂就忿忿地说：“老子们文化低，还不是被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剥削造成的！”
党支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稳定大家的学习思想，号召全体同志把这场课堂风波当成战胜困难的动力。会后，党支部的几个领导同志，随即把这次发生课堂风波的情况，向党代表邓发同志作了汇报。邓发同志听后，给了我们安慰和鼓励，他对我们说：“他们说他们的，用不着生他们的气，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造就的，杀头都不怕，还怕人家说我们文化低？只要努力学习，在学习中提高文化水平，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党中央交给你们的为创建红色空军而堂习的任务。”
党支部向全体同志传达了邓发同志的指示，同志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经过认真讨论，都坚定的表示：请党放心，雪山、草地都过来了，什么困难都不怕，这点困难是难不倒我们的。一定努力学习，扫除学习中的“拦路虎”，力争学出好成绩，决不给我们党抹黑！为使我们的学习能够做到共同进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学习互助小组，在课堂上认真听教官讲课，细心做笔记，自学时仔细回忆，认真整理笔记。在课余时间，互助小组由文化水平稍高的或理解能力好点的同志，能者为师，给后进的同志补课，“开小灶”，直到弄通、理解、能答、会算。在课余时间和星期日，所有不进行集体活动的时间，教室、食堂、宿舍、操场、破旧飞机上都成了我们互助小组“开小灶”学习活动的好地方。吹了熄灯号后，许多同志还在教室里学习，复习当日所授课目，有的同志还经常通宵达旦地学习、复习值班军官发现了我们这些挑灯夜战的学员后，三番五次地把我们赶出教室，无效后，航空队就以“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为由，把教室的总电源关了。这一赶一关，也没有关住这些学习入迷的人们，更没有赶走他们学习的劲头，回到宿舍后，点亮蜡烛，继续秉烛而学。
我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兵”们，凭着锲而不舍的刻苦学习精神，运用团结互助的学习方法，硬是攻下了《航空史》《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原理》《发动机原理》《飞行规则》《航空气象学》等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在4分以上。我们学飞行的同志全数够资格上飞机进入初教机上的空中训练。对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粗”“大兵”的人们交了第一份响亮的答卷，我们这些“老粗”“大兵”可以飞上天了！
三、冲开初级教练机的“门”
1938年4月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是我成为一名蓝天飞行员的诞生日。
这一天，我们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飞行的25名红军战士，经过一个月的航空基础理论学习，三天的地面准备、演练后上飞机了。
这第一天的飞行训练课目由带飞教官掌握，在苏式Y-2初级教练机上作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感觉飞行。
天还没亮，远处的山峦还在朦胧之中，我们就来到了飞机场。各组教官在开飞前又给本组学员讲了当日飞行的任务和场面情况。正式开飞了。按照不成文的习惯，第一个起飞的是在场最高的指挥官，训练中队的中队长带上我们的飞行班长吕黎平首先起飞，紧接着另两个教学组按次序起飞。吕黎平登上飞机后和带飞教官、中队长维族青年黎焕章，再次做完起飞前的准备，教员通过机内的话筒示意起飞。一阵轰鸣，飞机直向前冲出一段距离就腾空而起，飞机飞完一个大一“方盒”形20多分钟（全程约30分钟）的航线后降落，着陆后，飞机滑行回到起飞线停下，吕黎平面带笑容的走下飞机。我们还未轮到上飞机的人，都纷纷围过去，七嘴八舌地向他打听这第一次“上天”的感觉。
我是本教学组第三名（第一名姚维涛，第二名方子翼），跟着本组教官任兆祥登上飞机。任教官是航空队飞行第一期毕业的中尉飞行员，他只有20岁，和我同岁，只不过比我大几个月罢了。他的飞行技术不错，教学方法也很好、很细心，对我们这些大老粗学员很友好。我登上飞机进入座舱那阵子，心情多少有点紧张，但是，我毕竟是一个从战火中过来的老兵，很快就控制住了紧张和激动的情绪。进入座舱后，心情平静地看着，感觉着按照地面的准备，有次序地进入状态。左手把住油门，右手轻握驾驶杆，脚轻蹬，感觉教官全程操作活动的无声传教。
这一天，我完成了“上天”入门的第一个飞行感觉训练课目，觉得有点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心情特别轻松。
这一飞行结束后，教官作了当日飞行的讲评，他再次讲了学飞行要注意的事项和次日飞行的要求、上机的次序等等。
Y-2飞机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一种双机翼、双座位的初级教练机，没有座舱盖，也没有刹车装置，更没有前后通话的无线电设备。升空后，“嗖、嗖”的寒风扑面而来，冬天的寒风如同针刺，双耳除了螺旋桨击打气流的声响外，什么也听不到。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机外联络全靠目视地面设置的信号；机内前后舱联系，后舱教官向前舱学员发出飞行动作的指令，就靠设置贯通前后舱的一道橡皮管话筒。
我所在那一组的任教官，发现我们的手脚动作太粗猛，就一再强调，操纵飞机，动作要像握姑娘的手一样的柔软。第一个飞行日结束后，我们就利用教官讲评后的空余时间聚在一块，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当日飞行的感受。有的同志就说：“飞机在地面看那样粗笨，在空中就变得那么娇气了”“龟孙子的，我轻轻的推了一下，就把我吊起来，离开了座位”“开飞机可不像拉车，有力气就行的”“我们这双手，要学会绣花才行啊！”这些话，可以说是我们首次次飞行共同的最重要的体会和收获了
从这个飞行日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了训练飞行。第一课目是教官带飞“方盒”形的航线起落。
位于天山北面的迪化地面，春夏季节，由于受中亚细亚高压气流的影响，天气多为晴朗，很适合我们这些飞行学员训练，我们每周都能安排上4个飞行日，有时还安排上5个飞行日。飞行日按作息时间的规定，我们在天还没有亮的凌晨三点半（机务人员三点）就起床，匆忙过早餐，赶到机场协助机务人员把飞机从机库推到停机坪，机务人员把飞机准备好，天还是黑乎乎的，第一个起飞的人，往往还看不清地平线，落地后东方才露出鱼肚白来。如果下午开飞的，最后一个返回机场的往往是日落西山了。
每一个飞行日，我们当学员的都得轮流担任地面值班员，到达机场后，就得及时按当日当时的风向铺好“T”字布板，插好起飞、着陆的界线旗，然后，一个在起飞线，个在着落的“T”字布旁，手持白（雪地为黑色）、红色旗帜，按照指挥员的命令，向飞机上的飞行员发布准起飞、着陆或不准起飞、着陆的信号。我们飞行训练的Y-2飞机还没有刹车装置，遇到地面风速大时，飞机落地后，该机组的人还得跑过去扶机翼，帮助飞行员在地面的转弯、滑行。冬日寒风剌骨，夏日烈日袭人，一天忙下来，往往累得精疲力竭。
飞行训练课目向前进，难题也一个一个的出现了，用于我们训练的飞机少，学员多，十个人一架飞机，有的人在机场呆上一天，飞不上一个起落。久而久之，少飞或飞不上的人就有了怨言，当一名飞行学员，整天在机场上看着别人上机训练，自己却无所事事地呆着，头顶烈日，生着闷气。我们是同一个目标的同路人，很能理解同志间存在的这种想法。这是我们上飞机训练后，遇到的第一个突出的问题。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航空队的一些人并不敢明言，对我们这批红军战士有着不友好的偏见，借故飞机少、人多、一日飞行训练时间有限等不是原因的原因，对后进人安排在每日飞行计划的后面，飞得上的就飞，飞不上的就算了他们认为这些后进的人：“笨手笨脚的，动作粗猛，还想学飞行？时间一到，飞不出来的，就淘汰！”这是他们有些人对我们不愿意公开的“秘密”。
邓发同志从我们的反映中，了解到了我们学飞行的同志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他对我们讲了党中央很关心我们学习的情况。中央的关怀，党代表深情的教育，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一致向代表邓发同志表示：要以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克服学习中的一切困难。同时决定，由班长吕黎平同志向教育股和中队长黎焕章提出要求，在安排飞行日计划时，尽可能的使每个学员都能飞上，争取共同进步。
从此以后，情况稍有好转，同时我们自己也加强了互助学习活动，针对我们飞行中的难点、动作粗猛、动作量过大和下滑、目测、拉平、着陆等难点，加强地面苦练。那时，航空队没有现代的地面练习器械，我们就利用报废的飞机上去演练。还想了不少的“土办法”，如坐在卡车上，手握一根棍子作为驾驶杆，随着汽车向前运动，摹拟操纵飞机飞行的各种动作，在机场、操场、宿舍两人坐在地上、床上、手握手、足蹬足，互相感觉对方操纵飞机的力度是否恰当，动作是否准确，错误的就及时纠正，重做一遍。
我们经过苦练、苦学，克服了许多我们自己在学飞行路上存在的难点，飞行训练课目进度很快，我们大部分同志都在50～60多个航线起落后就放了单飞，最多的也没有超过80个起落。单飞航线起落按计划完成后，即进入初教机上的特技飞行训练和编队，三角航行，低空等课目训练。
经过六个月的勤学苦练，我们这期的飞行学员全数冲过了前进道路上的各个关卡，顺利的完成了初教机上的全部教育训练计划，经初考，成绩都在4分以上，淘汰率为零，这在航空队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第一、第二期飞行学员的淘汰率都在20%左右。苏联顾问、苏联教官都很高兴地说：“好！好！很好！”一个劲地夸个不停，见到我们就对我们说哈拉绍，你们学习好，我也高兴。”
我们阶段的学习确实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我们在党代表和党支部的领导下，持久坚持、团结互助、刻苦学习，终于把阻拦我们学习路上的“文化水平低”“动作粗”等等“拦路虎”一只一只的清除了，取得了初战告捷的好成绩。
航空队也转变了态度，给了我们好评。曾一度冷落我们的那些人，也都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有一次，我到教育股去办点事，惊奇的看到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我们这批“老粗”的学历表，均把我们推上了“初中”“师范”毕业的座位上了，我问教育股王聪股长：“股长，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为对外好说话。”并说：“你们这批学员，实际上也不是文化水平那么低的，你们现在的学习成绩比前两期的都好……。”王聪这个人对我们算是一个不错的朋友，他是航空队一期毕业的飞行员，因飞行事故摔伤，坏了一只脚，走路是一个跛子。
四、在中级教练机上奋进
在初教机上的训练计划顺利完成后，1938年10月，我们这批红色学员，进入了P-5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
P-5中级教练机，是苏联20世纪二十年代初生产的一种双座、双翼（上长，下短）的侦察、轰炸机。装有一台700匹马力的内燃水冷式发动机，最大时速（俯冲时）可达到280公里，最大航程为1000公里，升限可达到4500公尺。装有3挺7.62口径的机枪，其中一挺双联可旋转360度的装在后舱，翼下可挂四枚50公斤的炸弹，装有轰炸瞄准器、投弹设备和空中照相机等设备，这是一种既可用于空中侦察、照相，又可以用于对地面目标实施轰炸、扫射，在后座加装一套操纵系统，又可用于教学的飞机。可以说是一种多用途的飞机，
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也是一种较为先进的飞机。
我们在P-5机上带飞了20多次航线起落和简单特技，经过苏联教官的考查，大部分同志已接近放单飞的技术水平时，迎来了我们展翅翱翔蓝天的第一个冬天。
新疆的冬天，是一个冰雪的世界。入冬不久，机场就覆盖上半尺多厚的积雪，当时没有扫雪机，靠航空队自身的人力，把诺大一个草地机场清除积雪、打扫干净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待地面积雪坚硬后才能飞行。这就使我们正在前进的飞行训练进入了“冬眠”状态，不得不停止飞行训练，进教室学理论，增添理论知识。
1939年的1月，“三九”寒天的时候，地面的积雪已冻坚硬。我们的飞行训练又有希望进行了。在任教的飞行教官主持下，进行在雪地飞行前的地面准备。苏联教官向我们讲了雪地带雪橇飞行的特点和应注意的事项，并带我们到机场实地查看已装上雪橇的飞机，这是一件我们从未见过的新鲜事。我们一看，我们所熟悉的飞机两个前轮没有了，却换上了两块30多公分宽、2公尺长的木质雪橇板，尾轮也改装成小型的雪橇板。
开飞前的地面准备完成后，我们开始了第一个冬天、第一次雪地带雪橇板为着陆装置的飞行。苏联教官在开飞实施前，又重新向我们讲了雪橇飞行的应注意事项后，带我们上飞机飞航线起落。
P-5这种型号飞机的发动机是水冷式的，水温要保持在摄氏20～22度之间，超过这个温度，要把水箱手动摇出机体，用气流降温；水温低了，又要及时把水箱摇入机体内保温。飞机下滑着陆，还要手动调节水平安定板的角度。要在一分钟内，左顾右盼，手脚并用，不能有私毫的差错，做完20多个复杂的机械动作。飞机落地后，由于没有刹车装置，只能靠飞行员操纵方向舵、副翼保持方向，加减油门来控制滑行、转弯和定位停机。驾驶这种飞机，在平面的草地机场上，起飞、着陆原本就够复杂吃力的，在雪地上用雪橇起飞、着落，操作就更复杂、更吃力了。如遇到不能正常实施着陆，加油门复飞时，那种滋味只有过来人才知道的。然而，在苏联教官的带领下，我们在战火中上过来的这批硬汉子，硬是凭着战场上同敌人战斗的勇气和爬雪山过草地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坚持训练，取得了好成绩。
经过一番奋斗，我们中的25人于1939年5月间顺利地在P-5机上放了单飞，其中一人在放单飞的第一个起落着陆时拿了个“大顶”，损坏了螺旋桨和右下机翼，他对继续飞行的信心不足了。我们的领导同志与航空队商议后，决定让他改学机械。
放单飞后，除继续巩固航线起落的基础外，按教育计划，进入P-5性能所能飞的课目：特技、编队、三角航行、单机升限和低空等新的课目训练。一直飞到1939年入冬前，我们完成了P-5机的全部教学计划，航空队宣布了结束P-5机的全部教学计划（按航空队前两期规定就正式的毕业，我提出不毕业要继续按学校计划训练，获得同意）。因无新机型可供改装，只能在现有的飞机上继续飞行训练和增加理论课程的授课时间。为继续在P-5机提高飞行技术，苏联总教官为我们安排进一步提高飞行技术的训练计划：长途航行、3-9机编队、三机升限、实弹轰炸、射击等大、高、难的课目。
在这期间飞行训练中，我们的一位同志在一次同航空队“老飞行员和领航员”飞行编队课目时，因气流冲击，被编队中另一架飞机撞上，他机智沉着的将被撞损严重的飞机降落在迪化市西河坝的沙滩里，同机的一位航空队的科长落地后心情激动地对我们那位同志说：“谢谢你，是你把我救了。”另一架撞坏的飞机坠地，机毁人亡。
1939年9月，航空队机械第二期学员，经过一年半的航空机械、工程理论和外场维护飞机以及内场飞机、发动机修理厂的实习，完成了预定的教学训练计划，宣布按期毕业。我们在机械二期学习的19名学员（其中一名是从飞行转为学机械的），除吴茂林同志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退学外，其余18名同志毕业考试成绩总评都在4、5分以上。他们那种团结互助、刻苦钻研的精神，在外场实习时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全心全意为飞行服务的作风，给我们学飞行的同志极大鼓舞。同时也受到了航空队绝大多数人的好评和赞扬。毕业时，严振刚同志被授予中尉军衔，其他人全授予少尉军衔。都成为能独立维护飞机的机械师。
不幸的是1940年2月，彭仁发同志在外场维护准备投入飞行的飞机时，因机械兵违反操作规程，被螺旋桨打成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而牺牲了。他原是红军一方面军总部保卫局的一位保卫干部，他是党中央选调从延安到新疆学航空技术19个人中的一个，党组织分派他学航空机械的，他去世时才22岁，我们都为失去一位好同志而深深地感到悲痛和惋惜。
（节选自《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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